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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7月3日电 国家卫健委3日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提到，到“十四五”末，计划将国家医疗应急队伍由目前的40支增加至60-70支。在扩容的同时，还要积极提升相应的能力和水平。

　　郭燕红表示，在2022年1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专门印发了《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十四五”规划》，《规划》中明确了下一步的重点目标和重要任务。下一步，要以规划为指引，按照平急结合、系统高效的原则，指导各地进一步强化体系建设和能力提升，进一步推动医疗应急体系和能力的高质量发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要推进基地和队伍建设。刚才介绍到，基地和队伍是完成紧急医学救援工作的核心力量，所以推进基地和队伍建设就是要增强“硬核力”。目前，正在推进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下一步还将建设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基地，同时还要进一步扩充中毒救治基地，通过基地的建设，构建紧急医学救援工作的核心支撑。另一方面，要加大国家医疗应急队伍的建设。到“十四五”末，计划将国家医疗应急队伍由目前的40支增加至60-70支。在扩容的同时，还要积极提升相应的能力和水平。比如，配备一些必要的移动化的设备和治疗单元，使国家的医疗应急队伍能够提质扩容，满足紧急医学救援的工作任务。此外，为了应对重大疫情的医疗救治工作，还计划组建相应的重大疫情救治队伍，提升重大疫情发生之后的重症救治能力。除了国家层面的基地和队伍建设，同时也要求省里面要在队伍建设当中能够通过省、市、县几个层面医疗应急队伍的建设，形成紧急医学救援网络，能够按照平急结合、响应迅速、处置有力的目标完成紧急医学救援任务。

　　二是进一步强化医疗应急机制建设，提升“软实力”。通过完善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公众参与的医疗应急机制，推动完善重大疫情和突发事件国家医疗救援力量的调动和相互支援机制，建设国家省、市、县立体化的医疗救援的指挥调度体系和信息系统，做到指令传递快速、系统反应有序、基层执行有力。同时，集中力量开展一些核心技术的攻关，加强科技和人才支撑，强化日常培训和演练，努力推动我国医疗应急能力向着高质量、科学化、专业化、精准化方向发展。

　　三是加强信息监测和应急值守，确保“快反应”。医疗应急工作第一是突出快，第二是突出有效，高质量。突发事件应急反应要快就要做到“四早”，要充分发挥医疗机构的哨点作用，紧盯事件苗头信息，极早发现并报告，提前做好准备，牢牢把握医疗应急的主动权。在快的这方面，要发挥院前急救120的作用和省市县各级医疗应急队伍的作用，第一时间派出骨干力量，提升突发事件的第一时间和第一现场的反应能力，同时做好各个医疗队和紧急医学救援基地的快速响应和协同支援，提升医疗应急处置效果。 【编辑:叶攀】

　　中新网郑州7月3日电 (记者 韩章云)夏文化研究何以备受关注？当下该如何谈夏文化？夏文化研究又有哪些新发现？7月1日，“夏史探原——历史与考古学者之间的对话”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就上述问题展开交流讨论。

　　是次研讨会由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黄河考古研究院联合举办。

　　夏文化何以备受关注？学者们认为，这与夏王朝的历史地位息息相关。郑州大学副校长韩国河指出，夏王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深入研究其形成、发展历程和文化内涵，对于深化中华文明研究有着重大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庆柱认为，夏代属于王国时代，是最早的王国，是研究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那么，当下该如何研究夏文化？韩国河认为，立足考古，结合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推动多学科交流合作，对于夏史研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刘庆柱则提出，研究夏文化要将国家文化与族群文化相区别，并倡导在了解各学科发展特点以及明确各学科内涵的前提下，开展多学科合作。

图为夏代文物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资料图) 韩章云 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认为，夏文化研究的关键是“夏”的定义。考古遗存和历史文献中的“夏”如何对应看待，是需要思考的问题。他认为，考古学家和文献学者应首先做好本职工作，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结合多年来二里头遗址取得的考古成就提出，多学科合作、多种科技手段的深度参与，对于全面、深入揭示二里头遗址对于探索夏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研讨会上，学者们也披露了夏文化研究的新发现、新观点。其中，夏文化末期的时间判定愈发清晰。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卫东认为，在二里头文化四期、二里岗下层一期这个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过渡期，城市营造信息、文化面貌景观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夏商王朝更替及文化更替现象，可据此推定夏文化之尾在二里头文化三期与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之际。

　　对于研究夏文化是否需要文字确证这一问题，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立柱认为，夏代历史需要出土夏文字“确证”的命题并不成立。他指出，作为认识历史媒介的文献与文物本质上没有区别，彼此可以互补，关键在于通过研判恰如其分地说明问题。(完)